关于《烟草计划：Dwrham及上海》
与《尘埃》带有禅意的表达方式正相反，《烟草计划》使用了类似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搜集、整理与烟草有关的尽可能多的材料，构成了一个难于界定属于社会学还是艺术计划的项目，这是一种想法上的清楚与单纯。此计划由2000年在杜克家族所在地美国Durham被延续到2004年的中国上海。作品渗透到这两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以及居民的内心记忆中。这一计划由一系列与烟有联系的制作所构成，在Duke大学图书馆展出了我用烟卷材料制作的各种书物。如：一本用烟叶为材料印制的大书，在展示中任由烟叶虫把它吃成一堆碎屑。在Durham烟草博物馆，一只十米长的香烟在展开的《清明上河图》卷上缓慢地燃烧，在长卷上留下一条痕迹。在黄浦江码头的旧烟草货栈，用霓虹灯和云雾制作的大型装置。在画廊里由无数只香烟插成的一张巨大的虎皮地毯散发着浓重的烟草味道。用Duke旧时的手工作坊和我父亲去世前治疗肺癌的记录制作的室外音响装置和“精美”的台历等，整个计划 构成了一个层层深入的对人与烟草复杂关系的追问，以及由烟草为线索引发的有关历史与现实、国际资本，文化渗透及劳力市场等话题。
起因：1999年我去Duke大学讲演，一到Durham城就能感觉到空气里烟草的味道。朋友介绍说杜克家族是靠烟草起家的，所以这个城市也叫“烟草城”，又因为Duke大学的医疗中心特好，主要在治疗癌症方面，这个城市又被叫做“医疗城”。城市里有两个区，大学区和烟草区。大学区的起源和经济主要来源于烟草，但这两个区域的人又互相看不上。在这里，烟草与文化之间是一种多有意思的关系。
我到哪都喜欢参观当地的工厂，那些“聪明”的机器比装置艺术更象艺术。参观了卷烟厂，我说，我想做一个《烟草计划》。杜克大学的Stanly Abe教授很支持。我们开始收集和研究材料，走访有关人士。在Duke图书馆有大量的特别有意思的资料。后来发现，杜克家族很早以前就与中国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是他们最早把卷烟技术带到上海的。我当时就想到将来再把这个计划搬到上海去做。94年在诬鸿教授的策划之下实现了这个移动的计划。并根据上海的史料及场景补充了新的作品。使这个计划增加了历史、地域和现实的维度，它成为一个生长的计划。
烟草作为材料： 其实艺术的灵感有时是从一些普通的具体材料开始的。这是艺术家与艺术创造之间的一个比较真实的关系。当我在卷烟厂看到那些精美的制烟材料时我对材料的思维变得异常活跃，我想到这些材料应该被用在艺术中而不应该被烧掉，我计划用烟作为主要的创作材料。烟，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对烟是熟悉的，对它的认识是固定的。很少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接触它、使用它。当我试着换一个视角来对待它，并把它放在另一个领域里时，我发觉它是一种全新的事物。
当我第一次把烟作为材料近距离地接触时，我意识到，不应该把它们再赋予更多的主观评判了，因为它们已经承载着过多的社会内容，不希望只是在做戒烟宣传什么的。而应该是一种没有主观判断的切入，做起来只是与材料的对话和交流。把烟看成一个无属性的材料，思维的触角才可以无限展开，才能发现难得的东西。如果总带着很强的道德、利害关系的判断，就看不到这些材料的真实和价值。艺术作品与社会内容的相关性其实是不需要艺术家去担心的，何况是烟草这种材料，它自己就把这种关系搞定了。艺术家工作时的判断体现，是由“手”的动作自然流出的结果。我的任务就是象抽烟人一样，尽兴地享用，无须考虑的太多，考虑多了，抽起烟来就没有味道。
烟草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无孔不入，终为灰烬，与周围世界，与每个人有着各种渠道的联系－－经济、文化，时尚，历史、法律、道德、环保、生存空间、个人利益等等。不仅制烟材料本身很丰富，与此相关联的资料更为丰富且层出不穷。使我们无法计划的周全。创作的过程，象潘多拉的盒子被不断的打开。比如说，在Durham的计划进行中，由几年前烟公司调整尼古丁含量而引起的对烟业的诉讼案进入高潮。烟公司145个亿的赔款，改变了美国烟草业在的位置，甚至影响到资助此项目的卷烟厂改变与我们的合作关系。04年当我飞往上海办展的前一天得知，555准备在中国济南建立世界上第二大烟草生产基地，这个谈了二十多年的项目已经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同时又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否认此事。555是英美烟公司的牌子，杜克是其前身。由于烟草业在西方发展的艰难和中国劳力市场的开放，西方烟草业的转移，象是百年前情形的重演。
材料的大量出现和异常丰富，可充分利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危险。“烟草”与“9,11”都属于符号性很强的主题，是难碰的题材。因为它自有一种很强的指向性，很难找到一个更强的形式把原来的主题给松动掉。所以处理时只能绕着这个主题走，或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我决定《烟草计划》必须把所有与烟草有关的内容都做为制作的材料利用起来。把它变为一个没有固定概念、形式限定的衍生的计划。成为一个不象艺术的艺术展示。我希望除了烟草做为主线外，作品间没有风格的联系，作品本身物化的成分被消解。有些制作小巧精致的象“珠宝”，有些则在城市中游走。让人抓不住艺术的范围和形式。整个项目的意义在众多作品的互为对立与衬托，在相互“提问”中产生。
有时创作中出现的难度与异常因素会迫使思维走的更远，它要求艺术家寻找新的艺术处理和转换方法。给新的艺术方法论的形成提供可能的条件。在这里，烟草的不确定性、多义性、丰富性被转化为一种与此对位的艺术表达法，这时的“含混不确定”成为一种明确，积极的语言，成为《烟草计划》艺术语言的特征。
“不确定，多义性”调动观者的思维。展示中缓变的大书、燃着的香烟，让你不能彻底踏实，它在牵扯你，你也就想着它。这是另外一种四两拨千斤。也是我艺术中常用的手法。就象《天书》，它充满矛盾，从不给人任何明确指向。“英文方块字”难于界定它们到底是中文还是英文。在《烟草计划》中我试图发掘出烟草的另一面，让人们对它的固有概念变得模糊和松动。
对材料的充分使用也体现在对历史场景及现实环境的利用。最典型的是对上海外滩三号画廊的使用。画廊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的经营机构，外滩三号的投资是来自海外的资本。它是目前上海最奢华的商业空间。这种外资的投入与运转，完全可以用百年前杜克在中国的烟广告词—“文明、时尚、新生活方式”的概念来概括，与烟草业投资者一样赚的是中国人买“新生活方式”的钱。
沪申画廊位于外滩三号三层，展厅巨大的窗子面对的正好是象征中国经济起飞的浦东开发区，而此区域的一部分正是陆家嘴—百年前英美烟公司的生产基地。我们利用了这个绝好的场地，将此地旧时的照片组成一个长卷，素描在大窗及墙面上。旧时的景象与鲜活的现实重叠，手绘的效果造成一种深刻的跟踪与追忆之感。
那么这个庞大的计划最终要告诉人们什么呢？我感兴趣的是，通过探讨人与烟草漫长而复杂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烟草与我们人类的关系时远时近，某些时代视它为好东西，男女老少皆用烟。现在可以说是人类禁烟的高峰期，一个烟盒的设计表明了产烟、供烟、禁烟合一的矛盾行为。人知道烟有害，但又离不开它。这种复杂的关系就象情人的关系，近了也不行，远了也不行，忘了也不行，不忘也不行。是人的弱点与烟的含意共同构成了这种关系。其实所有这些别扭的关系，最终把人自身的问题和天性中没有办法的部分揭示了出来。烟对人生理的害处和人从烟雾缭绕中所得到的无限性的东西，其实很难作出评判。
与《尘埃》带有禅意的表达方式正相反，《烟草计划》使用了类似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搜集、整理与烟草有关的尽可能多的材料，构成了一个难于界定属于社会学还是艺术计划的项目，这是一种想法上的清楚与单纯。此计划由2000年在杜克家族所在地美国Durham被延续到2004年的中国上海。作品渗透到这两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以及居民的内心记忆中。这一计划由一系列与烟有联系的制作所构成，在Duke大学图书馆展出了我用烟卷材料制作的各种书物。如：一本用烟叶为材料印制的大书，在展示中任由烟叶虫把它吃成一堆碎屑。在Durham烟草博物馆，一只十米长的香烟在展开的《清明上河图》卷上缓慢地燃烧，在长卷上留下一条痕迹。在黄浦江码头的旧烟草货栈，用霓虹灯和云雾制作的大型装置。在画廊里由无数只香烟插成的一张巨大的虎皮地毯散发着浓重的烟草味道。用Duke旧时的手工作坊和我父亲去世前治疗肺癌的记录制作的室外音响装置和“精美”的台历等，整个计划 构成了一个层层深入的对人与烟草复杂关系的追问，以及由烟草为线索引发的有关历史与现实、国际资本，文化渗透及劳力市场等话题。
起因：1999年我去Duke大学讲演，一到Durham城就能感觉到空气里烟草的味道。朋友介绍说杜克家族是靠烟草起家的，所以这个城市也叫“烟草城”，又因为Duke大学的医疗中心特好，主要在治疗癌症方面，这个城市又被叫做“医疗城”。城市里有两个区，大学区和烟草区。大学区的起源和经济主要来源于烟草，但这两个区域的人又互相看不上。在这里，烟草与文化之间是一种多有意思的关系。
我到哪都喜欢参观当地的工厂，那些“聪明”的机器比装置艺术更象艺术。参观了卷烟厂，我说，我想做一个《烟草计划》。杜克大学的Stanly Abe教授很支持。我们开始收集和研究材料，走访有关人士。在Duke图书馆有大量的特别有意思的资料。后来发现，杜克家族很早以前就与中国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是他们最早把卷烟技术带到上海的。我当时就想到将来再把这个计划搬到上海去做。94年在诬鸿教授的策划之下实现了这个移动的计划。并根据上海的史料及场景补充了新的作品。使这个计划增加了历史、地域和现实的维度，它成为一个生长的计划。
烟草作为材料： 其实艺术的灵感有时是从一些普通的具体材料开始的。这是艺术家与艺术创造之间的一个比较真实的关系。当我在卷烟厂看到那些精美的制烟材料时我对材料的思维变得异常活跃，我想到这些材料应该被用在艺术中而不应该被烧掉，我计划用烟作为主要的创作材料。烟，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对烟是熟悉的，对它的认识是固定的。很少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接触它、使用它。当我试着换一个视角来对待它，并把它放在另一个领域里时，我发觉它是一种全新的事物。
当我第一次把烟作为材料近距离地接触时，我意识到，不应该把它们再赋予更多的主观评判了，因为它们已经承载着过多的社会内容，不希望只是在做戒烟宣传什么的。而应该是一种没有主观判断的切入，做起来只是与材料的对话和交流。把烟看成一个无属性的材料，思维的触角才可以无限展开，才能发现难得的东西。如果总带着很强的道德、利害关系的判断，就看不到这些材料的真实和价值。艺术作品与社会内容的相关性其实是不需要艺术家去担心的，何况是烟草这种材料，它自己就把这种关系搞定了。艺术家工作时的判断体现，是由“手”的动作自然流出的结果。我的任务就是象抽烟人一样，尽兴地享用，无须考虑的太多，考虑多了，抽起烟来就没有味道。
烟草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无孔不入，终为灰烬，与周围世界，与每个人有着各种渠道的联系－－经济、文化，时尚，历史、法律、道德、环保、生存空间、个人利益等等。不仅制烟材料本身很丰富，与此相关联的资料更为丰富且层出不穷。使我们无法计划的周全。创作的过程，象潘多拉的盒子被不断的打开。比如说，在Durham的计划进行中，由几年前烟公司调整尼古丁含量而引起的对烟业的诉讼案进入高潮。烟公司145个亿的赔款，改变了美国烟草业在的位置，甚至影响到资助此项目的卷烟厂改变与我们的合作关系。04年当我飞往上海办展的前一天得知，555准备在中国济南建立世界上第二大烟草生产基地，这个谈了二十多年的项目已经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同时又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否认此事。555是英美烟公司的牌子，杜克是其前身。由于烟草业在西方发展的艰难和中国劳力市场的开放，西方烟草业的转移，象是百年前情形的重演。
材料的大量出现和异常丰富，可充分利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危险。“烟草”与“9,11”都属于符号性很强的主题，是难碰的题材。因为它自有一种很强的指向性，很难找到一个更强的形式把原来的主题给松动掉。所以处理时只能绕着这个主题走，或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我决定《烟草计划》必须把所有与烟草有关的内容都做为制作的材料利用起来。把它变为一个没有固定概念、形式限定的衍生的计划。成为一个不象艺术的艺术展示。我希望除了烟草做为主线外，作品间没有风格的联系，作品本身物化的成分被消解。有些制作小巧精致的象“珠宝”，有些则在城市中游走。让人抓不住艺术的范围和形式。整个项目的意义在众多作品的互为对立与衬托，在相互“提问”中产生。
有时创作中出现的难度与异常因素会迫使思维走的更远，它要求艺术家寻找新的艺术处理和转换方法。给新的艺术方法论的形成提供可能的条件。在这里，烟草的不确定性、多义性、丰富性被转化为一种与此对位的艺术表达法，这时的“含混不确定”成为一种明确，积极的语言，成为《烟草计划》艺术语言的特征。
“不确定，多义性”调动观者的思维。展示中缓变的大书、燃着的香烟，让你不能彻底踏实，它在牵扯你，你也就想着它。这是另外一种四两拨千斤。也是我艺术中常用的手法。就象《天书》，它充满矛盾，从不给人任何明确指向。“英文方块字”难于界定它们到底是中文还是英文。在《烟草计划》中我试图发掘出烟草的另一面，让人们对它的固有概念变得模糊和松动。
对材料的充分使用也体现在对历史场景及现实环境的利用。最典型的是对上海外滩三号画廊的使用。画廊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的经营机构，外滩三号的投资是来自海外的资本。它是目前上海最奢华的商业空间。这种外资的投入与运转，完全可以用百年前杜克在中国的烟广告词—“文明、时尚、新生活方式”的概念来概括，与烟草业投资者一样赚的是中国人买“新生活方式”的钱。
沪申画廊位于外滩三号三层，展厅巨大的窗子面对的正好是象征中国经济起飞的浦东开发区，而此区域的一部分正是陆家嘴—百年前英美烟公司的生产基地。我们利用了这个绝好的场地，将此地旧时的照片组成一个长卷，素描在大窗及墙面上。旧时的景象与鲜活的现实重叠，手绘的效果造成一种深刻的跟踪与追忆之感。
那么这个庞大的计划最终要告诉人们什么呢？我感兴趣的是，通过探讨人与烟草漫长而复杂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烟草与我们人类的关系时远时近，某些时代视它为好东西，男女老少皆用烟。现在可以说是人类禁烟的高峰期，一个烟盒的设计表明了产烟、供烟、禁烟合一的矛盾行为。人知道烟有害，但又离不开它。这种复杂的关系就象情人的关系，近了也不行，远了也不行，忘了也不行，不忘也不行。是人的弱点与烟的含意共同构成了这种关系。其实所有这些别扭的关系，最终把人自身的问题和天性中没有办法的部分揭示了出来。烟对人生理的害处和人从烟雾缭绕中所得到的无限性的东西，其实很难作出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