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韦莹

徐冰的纽约工作室里堆满了写着汉字的海报与卷轴——壁上、地上、台上、墙角里，这些美丽的汉字或描或拓或印，有的卷着，有的则已破旧不堪 。 

这些都是徐冰的最近的作品。文字与符号充斥着这位最负盛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生活。他以毛笔、钢笔、木刻甚至电脑重新创造了新的语言形式，他使观者反思符号与语言的运用和滥用。他承认年轻时的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狂热地创作了许多宣传海报。但时至今日，徐冰却相当缄默。 

“我真没什么可说的。”这位五十一岁的艺术家一边小口地啜着水，一边说，“我的英语真的不大好，我不能肯定我能对你说什么。”他静静地表示，他是通过艺术和符号标记来表达语言而非口语。 但徐冰的魅力不言而喻。早在1999年，麦克阿瑟基金会就授予其天才奖和31.5万美元的奖金。2001年，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萨科勒画廊首次向在世艺术家敞开大门，为徐冰举办了个展。去年的苏富比秋拍，他的作品《会飞的鸟》被收藏家迈克尔·古德豪斯（Michael Goedhuis）以40.8万美元的高价拿下，当即进入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的高价拍卖纪录之列。古德豪斯先生曾评价说：“徐冰是最有创新意识的艺术家之一，他是世界沟通的钥匙。” 尽管上世纪80年代，徐冰的作品被抨击为“扰乱人心”，但自1990年起定居美国的徐冰，已经是被广泛认可的全世界最有艺术创新意识的智者之一。 处于颠峰状态的徐冰说着自己如何戏耍文字，反思陈旧的概念和习俗，他总是乐于打破惯例和传统——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在抬升它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作品《天书》就以惊天破石之态，步入中国艺术视野。创作《天书》时，他设计并刻印了一系列仿古代条幅形式的“伪书法”。1991年，他以墨和纸张拓印下长城的墙面，把拓片组合成装置作品《鬼打墙》。之后，他在纽约又创作了“方块英文书法”——把二十六个字母改造成类似汉语中的偏旁部首，由此再将英文单词组装成中文方块字。徐冰又把写着字的活猪、蚕宝宝、甚至“9·11”的世贸大厦尘埃引入自己的作品中。现在，徐冰是《生活》杂志的艺术总监，每一期都能看到他的新作品。 

天才徐冰：发自纽约布鲁克林

时值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价格飙升，藏家们为购得艺术大腕，尤其是先锋艺术家的作品往往不惜重金。艺术市场早已熟知他们的名字：黄永砯、蔡国强、谷文达、王广义、张晓刚，当然，还有徐冰。 这些艺术家都曾经经历一系列相似的蜕变：从前苏联的写实主义，到“文革”时期的宣传艺术，再挺进前卫艺术。 一些艺术家如徐冰、谷文达、蔡国强、黄永_等，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离开中国——这对于当时正在崛起的艺术运动，无疑是一大损失。另一方面，王广义、方力钧、张晓刚等则留在国内开始自己的风格探索，直至掀起新的艺术风潮。十六年之后的今天，“后89”艺术运动得以被重新书写，以徐冰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终于被广泛认可。 策展人布里塔·埃瑞克松（Britta Erickson）这样评价徐冰：“纵观徐冰的所有作品，许多是关乎语言和人类自身——这两者密切相缠。他领引观众通过与未知状况的对抗来了解自身本性。譬如，观众即便再仔细地观看美术馆展场中徐冰的文书，也都只能对这些永远无法读懂的文字摇头兴叹。观众被驱使着去重新思考书面文字的价值和可靠性。” 

觉醒 

徐冰于1955年生于山城重庆，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三。他的父母都是浙江人，到上海学艺术的父亲在申城与母亲相识。此后举家搬往重庆，后又因父亲在北京大学谋得教席而迁往北京。母亲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 出身书香门第的徐冰，很快就沉迷于思量书本与语言的意义和价值。幼年时的他尚未识字就时常往图书馆跑，对书非常痴迷。虽然当时的他根本无法明白挤满每一页的密密匝匝的文字。 “我当时能做的，只是触摸那些书。”他说。

当徐冰能识字读书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个焚书禁书的年代，只有《毛主席语录》是人手一册，人人皆能背诵引用。

徐冰回忆着当时整个国家的阅读文化的巨大转变和他自己在文字和语言上的挣扎：“这很奇怪，当我不识字的时候书多得不得了，可当我能读书时，就只有一本书可读了。”他说。 这些关于书籍，语言和大字报的思考成为影响徐冰，并成为最终创作《天书》的关键概念。他这件写满伪文字、假文字的作品，巧妙地展现出欺骗性的语言，让观众揣测着却看不懂读不出。还有不少人把它当成是现代人无法识别的古书。 __艺术对于当时年轻的徐冰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阅读刚刚成为全国的焦点，“文革”爆发，而徐冰的父亲被打成“黑五类”中的臭老九，被游街后锒铛入狱。 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在她的书《九个人：前卫艺术的诞生》中，曾记录徐冰如此描述自己青年时代最难过的时刻：“一次我和朋友在一起时，街上突然变得混乱。我们看到一些拿着标语、高喊口号的人，后面还跟着一大群被游街的“黑帮”。我的朋友觉得很兴奋，但我没法看下去了，因为我看到的第一个‘黑帮分子’就是我的父亲。他被勒令穿着一双巨大的鞋，那双鞋非常重，所以他只能拖着走。我的朋友没人发现那是我父亲，在那种情形下穿着那样的衣服，没人能认出他来。” 

大字报艺术家 

之后不久，徐冰离家下乡到北京延庆县。在经历肉体磨难的同时，他创作了很多宣传海报，希望能弥补父亲的“罪行”。 “回想当时其实真的很痛苦，不过因为所有人都一样，你也就感觉不到什么了。我家庭背景不好，江青说如果一个父亲是伟人，那么他的儿子也会很好；如果你父母是坏人，那么你也就是个坏蛋。我就想用艺术来证明自己，于是画了很多宣传海报。”他说。 徐冰自幼就和艺术结缘，因为他的父亲教他学习书法。所以到了大字报风行的时代，徐冰就成了个中里手。“到处都是大字报，连路面上都是。有时没有地方可以贴了，就把它挂在晒衣绳上。”他回忆着，“每当毛主席有了新的指示和方针，人们就会连夜出新的大字报。每个孩子都想表现出自己是‘文革’的一分子，所以他们都会参与。” 在那个喧嚣的时代，艺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美学诉求或慰藉，艺术就是力量。“大字报”改写了国家的历史和个人的命运，艺术与性命攸关。徐冰认为，那些创作文字和海报的人掌握着别人的命运。 __“我想参与宣传制作，我相信它，我想大部分人也相信它。因为我喜欢艺术，所以我想把宣传画做得漂亮一些。我还记得毛主席去世的那天，觉得从那天之后无论你做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徐冰说。 __至此，徐冰的艺术生涯还未真正开始。他机缘巧合地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出了自己的作品。继而他曾申请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但却先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或许是那次展出经历起了作用，1970年代末他转到中央美院学习版画。 此时的徐冰已经显露出不凡的才能，即使是在绘画上。他的《大卫》素描在多年后依然是学生素描的典范。1981年，徐冰从美院毕业，留校任教十年，之后又取得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硕士学位。 

　　当时的中央美院依旧可见前苏联式社会学现实主义的影响。但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新的艺术运动接踵而至。在北京，西方艺术开始受人瞩目。1984年，徐冰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北朝鲜画展。就仿佛一盏灯突然熄灭了一样，徐冰在突然之间发现，国内曾经的宣传艺术和朝鲜社会主义艺术一样，陈腐而丑陋。 __“那次展出的作品看起来真的很没趣，我周围所能看到的作品也很相似地无聊。我想我必须改变自己的艺术。不过当时，我只知道我必须从这种没有意义的艺术中脱离出来，并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们也从没见过西方当代艺术。这催促着我去寻找新的方向。”徐冰说道。 __一年之后，“八五新潮”中涌现出两颗新星——谷文达和吴山专，他们都是从语言与重新诠释“大字报”入手，开始了实验艺术。同一时期的徐冰也默默地思索和寻找着自己诠释语言的方式。 

《天书》 

徐冰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全中国都渴求知识的时代：人们读尼采，读席勒，学博伊斯，学安迪·沃霍尔，甚至罗森博格（Robert Rauschenberg，美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也率先在北京开办展览。徐冰也读书，什么书都读，却又感到不舒服。从那时起，他开始追溯童年：自己是如何步上文学之路，还有那“一书独尊”的年代。 __之后他决心以自己的语言，创造自己的书——于是“伪文字”诞生了。从1987年开始，他用了三年时间来创作此后称为《天书》的作品。他从《康熙字典》等字典与古书中苦心编篡出一套假文字，但这套假文字却遵循着严格的编造规律——由真实的偏旁部首排列成新文字。之后再将其刻印在木头上，排列成活字印刷板。 __徐冰在工作室中向笔者展示了他的制字方法。他从书架上取下巨大的字典，如何将不同的字分解，再按系统的程序、组合成新的文字。“我遵循字典，选字也从简单到复杂。”他打开字典后接着说：“看这里，一划、三划、十划，你可以把氵和山字旁组合在一起，你可以想象这是个关于山水的字。” __1988年，《天书》的第一部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舆论一片哗然，他的《天书》被视为是对古典文化的灼伤。有观察者认为，徐冰在前卫艺术时代敢于首先说出官方语言的空白和传统文化的无力。也有人称，他创作出一种针砭实事的秘密语言。有的学者则耻于表示自己其实看不懂徐冰的文字，认为那不过是某些生僻字组成的文本。 _

“1988年展览后，我又回到学校继续完成这套作品。我最终真的完成了一本书，不是一场展览或者一件艺术品，而是一本真正的书。”他说。 _　　 _天书》最终完成于1990年，徐冰创造出4,000个字，每个字都精确地刻印在木块上。在国内展出时，这些新文字印在长幅的布单或纸张上，整个展示空间的四墙和天花板都是文字，让观者望而喟叹。 __“我想展示这些文字，在一个完整的空间内。到处都能看到文字，你被文字包围着。当人们进入展厅，他们觉得那像个寺庙。但当他们看不懂那里的文字，就会紧张自问‘为什么我看不懂这些美丽的文字？’” 他说。 在创作《天书》的过程中，徐冰在国内艺术圈已经广为人知。当时，南有黄永_为首的“厦门达达”，北有王广义参与组织的“北方艺术群体”，北京则是徐冰。这样的状况也让徐冰有了新的目标。他开始创作自己另一件大型作品《鬼打墙》，这被后来的评论家称为是“对长城不朽的摹拓”。 徐冰在长城脚下架起了脚手架，找来一群朋友与学生，用无数宣纸拓下一整面城墙。1990年，《鬼打墙》将要完成时，徐冰动身前往美国著名学府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其时，徐冰已成为国际性人物。之后近十年中，他在西方名声远播，1999年获得的美国文化界大奖——“麦克阿瑟天才奖”更是将他推向顶点。 

文字游戏 

徐冰看起来和十几年前没什么变化，头发齐肩、学者般的圆形眼镜，说起话来低沉而从容，态度谦逊内敛。到美国的十六年，徐冰几乎都呆在纽约。而近年他更花了不少时间放在未建成的布鲁克林区新工作室上。他和同为艺术家的妻子蔡锦曾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俩人现已分开。他们有一个女儿。 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执着于西式绘画和艺术理念，或重新诠释中国文化的各种符号，而徐冰则拾起其中最古老的语言符号——象形文字。徐冰认为这不是篡改传统，而只是对传统的重新思考和重新诠释，是以自己的方式审视过往的文明。“我们无法真正了解真正的传统文化，因为‘文革’截断了我们的文化和改变了传统。中国人现有文化传承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通过教育或读书来获得的，我们是从家庭及家庭习俗中获得文化传承。传统沉淀在我们的血液中。”他说。 徐冰的作品看起来依然像是某种对传统的冒犯。他在美国创作的装置《盲文》（Brailliterates），用盲文的点字法和文本来展示“可视”与“不可视”之前的落差。此后他又相继展出《失语》与他独创的“方块英文书法”。他把一组汉字用绳从天花板坠下，形成一望迤逦的山水；他在活猪背上画上文字，完成了一本活生生的皮革版《圣经》——这个被命名为《后新约》（The Post Testament）的作品中同时节录了英皇钦定版《圣经》和Breton Easton Ellis的畅销小说《美国神经病人》以及退税单。徐冰导演着这出诉说文化糅合、语言混沌现象的戏剧，而隐藏其后，让人困惑的双重涵义也已是呼之欲出。 _

不断有评论家认为，徐冰用自己的作品和装置迫使观众直接面对语言，看到语言的来源、语言的矛盾、语言的魅力和语言的循环变化。近期国内最容易看到徐冰作品的途径，恐怕就是通过《生活》杂志——这本由媒体人邵忠创办的文化杂志请来徐冰担任艺术总监、谭盾任音乐总监。徐冰拿出一本近期的《生活》，让笔者看了其中记述自己作品《烟草计划》的部分。《烟草计划》的创意背景取自美国烟草公司——杜克家族（也是美国著名学府杜克大学的创立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烟草巨头曾因在华倾销香烟而赚了个满盆满钵。这次《烟草计划》的资助方就是杜克大学。徐冰戏谑地说这次钱回家了，暗示着某种因果循环。这件作品在去年的苏富比秋拍中拍得40.8万美元，远远高出25万-30万的预估价。 接受采访时，徐冰努力找出能准确表达自己意思的英文单词，来谈他如何运用“语言”创作。他说：“象形文字体系非常有趣。我已经抓住其基础部分，也是关键的部分——中国人的象形文字，中国人是如何去表达的。中国人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因为我们的书写系统非常不同，所以中国人的理论也不同。现在的汉字已经不再像象形文字那样具有图画感，但依然还有些影子。你在阅读时肯定会和思想产生某种联系。这个是如何影响另一个的。比如你写‘山’字，我写的是汉字，就写得非常有趣。用英语你只可以说明鸟类的定义，但用汉字你能表达更多东西。” __目前，徐冰正集中精力在肯尼亚做一个巨型电子显示板的作品，这个联合国艺术项目的目的在于追踪当地森林的生长状况和破坏情况。这也遵循了深植于徐冰头脑中的，听起来很“毛泽东”的思想——艺术应当服务于人民。 __徐冰似乎越来越注重实用。他甚至与一位清华教授联手为北京某公司设计电脑桌。“你在电脑前打字时，桌子会很慢地移动，就像打太极。很多人有‘电脑病’，眼睛和肌肉都容易产生问题。很多公司也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做设计，但都没什么进展。但在太极中，人们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在他看来，是一种对艺术家的终极测试。“我不去想艺术，我只是在工作。”徐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