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6月16日

来源：网易艺术/芭莎艺术

2004年，我在德国柏林的DAAD参加为期两个月的文化交流活动。那段时期，我常常与常驻柏林的秦玉芬、朱金石等一些国内艺术家来往。当时，徐冰正好也在德国参加学术活动，也在柏林住三个月，所以我们就在一群朋友的聚会上相识了。在这之前，我对徐冰的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作品《天书》、《鬼打墙》等，在当年也曾有了了解。当然，这种了解也仅仅局限于他出国前的作品。他出国之后，我便很少看到他的消息。

在聚会上，朋友们都在聊他出国之后的作品《新英文书法》。他也拿出画册来，仔细地介绍了自己当时的构想和展览的状况。我记得当时我感觉这些作品简直太棒了，充满了智慧和思考，把中文方块字的外形和英文内容结合在一起，，让中国人觉得熟悉，让西方人看得懂，这后面透出的信息并不仅仅是书法那么简单。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艺术家把自已的作品伸展得如此开阔：从艺术出发，又延伸至教育，然后，进而又让大众介入，那种让普罗大众都能理解艺术的姿态，是让我钦佩的。包括我在内的大部份国内知识界和艺术圈，那时也仍在推崇精英文化。

那段时间正是我对当代艺术比较失望和有些许看法的时候，徐冰的作品和他对艺术的阐释让我重新对当代艺术感兴趣。大家在聚会上聊的比较投机，并相约第二天去看柏林双年展。

我就是这样和徐冰认识的。

当年的8月份，徐冰的展览《烟草计划》在上海外滩三号沪申画廊开展。我作为文化领域的嘉宾受邀参加开幕式和研讨会，那也是我第一次现场观看他的展览。当时感觉极为震撼，因为以前我基本上很少看到一个艺术家的展览能做的那么丰富和扎实，布展那么有想法，展览的主题那么深邃，它的历史感和纵深性让我叹服。

当我站在展厅里，忽然发觉眼前的这个展览和我以前看的都不同。这个艺术家的呈现方式像一个学者，而不是我们以往看到的那种艺术家的表达和语言。看这个展览好像在读一位历史学家周密而考证齐全的论文。比如，徐冰会研究烟草的历史，它如何产生，如何传入中国。他当时还仔细阅读了一本关于美国烟草大王詹姆斯·杜克的传记，并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杜克发明了卷烟器以后，让手下给他铺了一张地图，要找一个世界上人最多的地方，最后指着中国说我要把我的烟草卖到那儿。徐冰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烟草的故事，他像一个学者，研究着他艺术作品背后的渊源、文献、脉络。我觉得《烟草计划》不仅仅是一件艺术作品，它兼具多件作品的特性，徐冰用多种的表现手法实现了那次展览。既有对历史的回应，又有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与之衔接（比如他把自已父亲的病史也加入作品之中），而这些艺术语言都表达得极为纯熟和从容。这一点让我觉得他是个有意思的艺术家，他会对自已要作的展览主题作非常深入透彻的研究。在此之前，我认识的一些艺术家在创作时大多凭借的是感觉、直觉或者视觉想象。有的艺术家懵懵懂懂的，就靠着直觉，也挺好的。但是又有直觉又有思考的艺术家不多。我认为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不同之处，也在于这个领域实际上需要艺术家不断地思考、不断反省，不断地用自已的思考去加强当代艺术的成熟度。

还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徐冰在布展时可谓事必躬亲，所有的实施他都会亲自参与。《烟草计划》当时要在画廊靠着外滩的墙壁上画一幅长卷，表现外滩的历史，他一直在那儿蹲着画，画了很多天。总体而言，徐冰是一位理性的艺术家。通过他的作品，你会感受到他通过缜密的理性思考而决定出作品主题和走向。而细节方面，他艺术家感性、敏感的特质又发挥了极大作用。

从2008年起，徐冰开始创作他的新作品《凤凰》。从开始到完成作品，他大概前后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期间的困难重重和变数不断让人难以置信。那一年，我为他的这件作品写过一篇名为《凤凰的故事——徐冰(凤凰)项目》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他作品的一部份，在展览上以连环画的方式呈现。在撰写的过程中，我发觉与艺术家合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艺术家和作家一样，他们总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作家也有自己的感觉和节奏，也会在创作时调整，但这种变化完全与艺术家不同。徐冰的创作节奏和我的写作节奏完全不一样，加上《凤凰》本身太复杂、一波三折，所以这个写作过程也让我头痛不已，与他这样一个艺术家的合作其实对我来讲是有点困难。

在创作《凤凰》时，徐冰遇到了诸多庞杂的阻碍。而身处逆境中，我渐渐体会到了徐冰的人生哲学：顺势而为。即事物发生了变化以后，即便这个变化给他造成的结果很糟糕，他都能够依据这种“恶变”而重新思考、再次启程。很多人遇到困难，要么消沉要么逃避，徐冰不太会这样。难能可贵的是，徐冰几乎从不抱怨。在创作过程中，如果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他只会根据当下情况重新调整。我觉得他是那种会把困难当作挑战的人，所以了解徐冰的人会看到，他的作品到最后往往和刚开始的意图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他的作品完成以后，会比开始时构想和观念要丰富、完整太多。我想，把随时出现的困难也当成作品的一部份，这可能是他的工作方法。

我听过有人觉得徐冰的作品很难懂。在我看来，他的作品恰恰是属于能够让别人看懂的那一类，即便不同的人面对作品时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以《凤凰》为例，不懂艺术的人看到它，也都能够体会到这件作品的绝妙之处，哪怕这种“体会”不深入，但的确也能够理解到他们所能理解的那部分。

但是，艺术家呈现的却是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的特质。我个人认为，对于徐冰的作品，似乎文人特别能够产生共鸣。这和他的创作方式更接近作家、知识分子式的创作方式有关。他的作品融入了许多思想性，历史概念，他的文人情怀，他的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这些可能都是知识界人士比较接受和喜欢他作品的原因。徐冰用历史的视角看待问题，因而得到的答案充溢着纵深性。他常常是怀揣着一种对时代的思辨，而这种思辨既包含着感性的认识又涵盖理性的分析。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注定了他作品的与众不同。

当代艺术虽然崇尚观念，但我认为，许多艺术家，虽然他们创作的是观念艺术，但那种观念浮于表面。那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不是蕴含于作品其中的呈现。徐冰其实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归门别类。但在他的作品里，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有真正要表达的观念在里面。那些观念隐藏于作品背后，支撑着他的艺术表达和艺术语言。而观念与作品本身融合的不露痕迹，潜移默化，不生硬、不刻板，让人回味无穷。

我和徐冰偶尔会针对艺术展开一些探讨与交流，在这过程中，我能感觉得他外表虽温和，内心还是自信而强大的，尤其是对艺术。他善于从其他领域里获取灵感，准确的说是获取思考的方法和模式。他不会生搬硬套，而是巧妙地转换为自己的一套艺术语言。他也乐意听取别人意见，但每遇抉择，他依旧愿意选择相信自己。

徐冰几乎从没说过自己关于创作瓶颈的困惑。他有暂时的困扰，而没有长久的苦恼。这或许和他长年以来处于忙碌的工作状态中有关。他对艺术的思考是完整的，所以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对其他作品的不断补充。每件作品之间的联系与衔接、提高与升华，使之艺术境界不断攀升。他的作品，也不多在深思熟虑或多年观察中所生发出来的，或许也有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灵感，那也是些偶然。在这种状态下，一个艺术家就不会容易遇到真正的瓶颈。

例如关于文字系列，徐冰的创造力就是源源不断的。他在文字的范畴里不断变换，但它们又完全不一样。从中文文字也可以延展到英文文字，甚至其它文字。有时候这些作品的主题甚至是完全相悖的，可相悖中又透着相关。徐冰不断地推动着他的作品的“动机”，就像作曲一样，“动机”可以不断发展，不断产生新关系，不断地回头与旧关系联结再次产生新的动机。这样可以使他的作品形成一种他常说的“自循环”。某种意义上，徐冰也是幸运的。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独到的创作方式，而这种方式本身就兼具着不断补充、完善、提升的特性。他像是一个探索者，始终有办法能够让自己的艺术不断往前推进。

徐冰应该属于天才型的人，却又不是人们普遍所理解的那种天才。他不像莫扎特，生下来就会弹琴的那种。徐冰的思维角度、创作方式乃至作品都有天才式的灵光闪现，但是他的天赋中也透着后天努力的因素。他也不像很多天才那样恃才傲物。他善于观察、乐于思考，后天的勤奋对他起到了极大的补充作用。我知道很多天纵之才，完全依赖才赋，肆意挥霍自已的天才，残酷的是，每每到最后，属于他们的那个天才的东西一下就没有了，再也找不回来。因为天才是老天给的，老天也可以要回去，一旦天赋逝去，天才也就变成凡人，江郎才尽说的就是这个。因此，我觉得所谓集大成者，是既有天赋，而后天又能继续有勤奋和思考来补充和维护他的天赋。

徐冰的思维方式天赋异禀，他很难履行常人的惯性思维路径。就我了解，不论艺术上还是生活中，几乎每一件事他的思维角度都与常人大相径庭。哪怕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他也有与别人不同的看法和角度，有时还真让人叫绝。比如我们人人都天天见到的生活中的各种标识符号，大家都见惯不惊，视如无睹，但是他一眼看去，就把它们看成一种语言，就产生了创作的想法。在柏林我们一起去看展览，他常常掉在大家的后面，我因为好奇，就去看他发现了什么，结果他是对路上那些不起眼的标识拍照，进行搜集。而且他哪怕在与大家一起谈话，但也会一眼就看到路边某个奇怪的标识，而放弃谈话，跑去拍照。这也算是一种本事吧。

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正常的逻辑的偏离有时预示着错误，而徐冰通常偏离得有理有节，偏离得恰到好处。你会暗自赞佩他的这种能力，但很遗憾却无法为已所用。这恐怕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何能够始终保持着创新上的不竭，其他人包括我在内真的学不来。

《新英文书法》在当时让我特别震撼。我就想，他怎么就能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来表达中西方的那么不同的两种文化，揉合在一起，而又不生硬。包括《背后的故事》，它虽然表面上看是非常传统的一件作品，但他实际上完全使用西方当代艺术的一种角度去诠释中国的传统艺术。

和他认识的这些年，在看待问题的方式上，以及对待世事的问题上，我也会受到他的影响。他的那种思维方式会让我觉得惊讶，但我依然没办法像他那样思考，也不可能获得那种思维方式。我有时候就会很羡慕，为什么他能够一下抓住一个与众不同、与别人思考方式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我想这是天生的，后天是学不来的。

虽然有天赋，徐冰并不狂妄自大，也不仅仅依赖天赋。他的努力有目共睹，他在准备展览时完全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这种忘我就是除了作品，其他的一切东西都不存在了，他自已也只存在于这种此时此刻的创作状态中。布展《烟草计划》时，他全身心投入，每天从早到凌晨工作。当时沪申画廊经理翁菱说：再这样下去徐冰要么就崩溃了，要么就住进医院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出现，事实上，他的展览总是这样：他时刻处于那种紧张而刻苦的状态，在展览的最后一分钟，他还在那儿调整作品。到了实在必须开幕的时候，他才会赶忙去换一身衣服，出现在开幕式上。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徐冰的展览开幕式总会推迟时间的原因。

我想，徐冰在艺术方面投入了这样的精力，可能不是要为了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不是要为了获得多少人的认可与赞美。我感觉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够给艺术界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鲜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可以带给未来的青年艺术家一些启示。他并没有大量谈及到他的艺术理想，但他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他艺术理想的具体实践。创作、讲座、授课……都关乎他的艺术理想。他也会花大量的时间与学生在一起，作为研究生导师，他并不是教学生像他那样创作，而是激发他们每个人不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激活他们每个人自身的能力。我觉得一个好的导师不仅仅是教学生怎样创作，更不是教他们怎样像自已一样创作；而是教他们怎样独立思考。

徐冰对他的学生有一种旧式的师生关系，不仅仅是授课，他也关心他们未来的走向，花时间和精力为学生策展和写文章，他是一个好的导师，言传加上身教。

徐冰的每件作品能够给人以全新的思考角度，很多时候他的那种思路我可能怎么都不会想到。比如《凤凰》的概念、《凤凰》的切入点、《凤凰》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意象，怎样才能化腐朽为神奇？有些人觉得《凤凰》是与中国龙一样的歌颂盛世太平的作品，这是因为他们先入为见的东西太多了。而且，现代人看艺术作品也变得粗陋和表浅，许多人只看《凤凰》的大形和轮廓，连是什么材料作的都没看清楚， 更别说细节部份了。至于展览现场作为《凤凰》的一部分的图片及文字，有些人也都没看见。事实上，文字部份由我撰写的《凤凰的故事》，细致地阐释了《凤凰》的源起和制作的艰难险阻，其一波三折的制作和展览过程说明《凤凰》这个作品是与它产生的环境有关系的，就像我文中所说的那样：“它揭示的是艺术和社会和时间的关系，它的产生过程也与中国这两年的社会现实有一种深刻的关系。通过劳动创造财富，通过劳动形成的工具的残缺，再生长出来一个劳动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将资本的能量和《凤凰》的不妥协性表现出来”。如果不把《凤凰》放在它所揭示的社会背景下来解读，就看不到这个作品的强烈的批判性和现实意义，而只去表面理解它的固有含义，就是过其门而不入。

另外，如《背后的故事》，灵感来自于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些场景，我自已曾在一家瑜伽馆里看到类似的场景，一片落地的磨砂玻璃背后透出摆放在植物光影，当时我很喜欢，觉得如果一家餐厅以此来作一个背景一定很特殊。但是，徐冰居然能从中发现新的创作方法，将这些光影变成“笔墨”，从而创作出一个又一个特殊的作品。再者，这个作品表面看来如此古典，但使用的创作手法却完全是当代的、国际范儿的；从前面看如此优雅高贵，从背后看又如此俗气垃圾。从理论角度看又有极大的阐释空间。我觉得好的观念艺术应该就是这样，既深入浅出，又提供真正的观念、理论和想像。

他写过一篇文章《愚昧作为一种养料》，我们经历过文革时代，很多人都认为曾经的我们非常愚昧，并对当初的愚昧感到羞愧和不堪回首，甚或不愿提起。但徐冰在反思的同时，也会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即便是当初的愚昧，他也可以将它转变成为一种养料，成为一种重新思考的养分。实际上这也是他的人生态度和认知方式，就像他的性格：不怨天尤人。他会从负面结果中重新思量，重新定位，向积极和有价值的方面转换。我觉得性格决定命运，这种心态让他更加能够应对逆境，处变不惊。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时间还不长，在十几二十年前，当代艺术在我们这里尚处于被排斥的境地。我当年在成都，有一些朋友搞当代艺术，没有地方做展览，社会上完全不认同。那时，我也跟成都的一些艺术家们一起做过一些策划，一些展览，在那个时候当代艺术是非常边缘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当代艺术渐渐地被大众接受。徐冰的创作和展出，一直在试图拉近当代艺术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包括当代艺术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系。他自己觉得他的作品并不完全是按照艺术圈的模式来思考问题的，所以他也不在乎作品的表达形式。我认为徐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当代艺术的范围，而且他自己也试图把作品融入到社会中去。实际上他的很多作品都超越了当代艺术领域的范畴，他并不在乎别人是否认为这算不算当代艺术，他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品给艺术提示了什么？给当代社会贡献了什么？在这点上，我深以为是。

对生活的追求，徐冰的要求不高。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并不是所有搞当代艺术的人都反传统，或是都离经叛道。他在生活方面并不叛逆，反而有些保守。他的离经叛道主要都表现在对艺术的看法上，生活中他总体来说更接近于传统文人。他的生活观、价值观都有点儿像一个传统文人。徐冰喜欢像学者一样思考、做学问，也不太参与艺术圈的各种应酬，保持了较为安静的工作状态和独立思考的生活状态。

中国传统文人面向社会大体有两种选择：要么独善其身，要么兼济天下。徐冰显然属于后者，他始终怀有一种兼济天下的情怀。他其实对艺术教育很感兴趣，他的艺术理想包含了他对艺术教育的某种期望。他期望能够通过自己对艺术的认识与理解，改进一些艺术教育方面的弊端。他受过中西方教育，又了解各方的内容与系统。所以他有想法和愿望，觉得能够在这两个不同的教育系统里找到一个更适合中国的艺术教育模式。当然，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我并不认为个人的努力在大的制度化的体系中能起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也赞同艺术家能够在社会中起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当代艺术，本身就建立在对当代社会的思考和触碰、介入的基础上，当代艺术家跟传统艺术家不一样的地方，也在于要走出极端自我的圈子，让自已的艺术与现实有所联结。

徐冰的艺术的走向并不是那种非常明确、清晰的类型，因此我对他未来的想象还是充满着期待。我不清楚他将来会做出一种什么样的转变或进步，但无论如何，我都期待他的下一件作品。我相信那一定又是一个能够超乎你想象，或者压根不在你想象之中的奇迹。他的思想总是“偏离”正规，我想看看他未来的创作、未来的作品到底还能“偏离”成什么样。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抛开艺术家身份，徐冰是一个比较温和、谦逊、正直的人。我从未见过他对人发火，也未见过他出口伤人。同时，与大多数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人一样，他还保有某种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情结。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有理想的人已经比较少了，大家都被社会潮流裹挟着往前走，很多人已经不太想理想这件事了。但是徐冰还有理想，保持着从80年代延缓到现在的一种对理想的追寻状态。

所以，在我看来，徐冰内心中一直保存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单纯和东方式的禅意，包括他去年在英国伦敦做的大型装置《桃花源》，也是他对理想主义的一种想象与期冀。他用理想来对抗这个让人糟心的现实，就像西西弗斯一样，明知道推上山的石头还会滚下来，但是往山上推石头就是他的工作和希望。

作为个人，谦逊、低调、不张狂一直是他恪守的准则，这或许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