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禅的公案中记载了很多奇怪的对话，在《佛祖历代通载》中有“问;如何是佛？师曰：嘶风木马。”佛怎么是嘶风木马呢？问者则终日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某一日会“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时被眼满”，这个“忽然”就是“顿”，这个“始觉”就是“悟”，就是禅所说的“顿悟”。这种禅式的启示思想的方式，迫使你在思维与常理相悖处领悟。而你若想要悟到本真，则最忌做仅限于字面的、符合逻辑的直接应答，而必须做“参活句”的应答。禅家讲“活句下笕得，堪与佛祖为师，死句下笕得，自救不了”。我们这一代中国大陆人生活及文化经验中的错宗、荒诞，如同社会不断地向你提出不合常理的难题，而你必须面对它并寻求有效的解法。我的作品和我的方式其实就是对以往的现实及文化经验的一种“参活句”的解答法。

我们的生活及文化背景是复杂的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改革开放的、西方现代的……。这种复杂性自然会反映在我的作品中。比如说，我的创作开始使用所谓现代手法之后，别人却从这些作品中发现了很浓的传统文化和“书卷气”的成份。即使在我与活的动物一起完成的那些试验性很强的作品中，也同样能感受到这一点。

哪来的书卷气？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真正接受过正统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有的只是被毛泽东给改造过的。毛希望建立一种即割断传统又非西方现代的“新”文化，这种东西在我们的背景营养中可以说是很主要的。它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方式，甚至包括说话的方式。过去大陆是封闭的，但又不传统，这是一种多有意思的现实，也是我们的一个课题。

毛对文化的改造是“触及灵魂”的，最彻底的是通过对文字的改造，因为文字是人类最基本的概念元素，直接影响着人的思维及认知方式。触碰文字即意味着触碰文化之根本。对文字的改造即是对人的思维最本质的那一部分的改造。我的有关文字的经验让我懂得这一点。

每一个汉文化圈的人开始被教化，首先要花几年的功夫牢记几千个字型，这过程像是一种拜文化的仪式。这使中国人对于作为文化象征物的“文字”有着很重的敬拜情结。但是，我这代人的这个过程，由于正值大陆简化字运动而变得特别而又荒诞。我记得那时一批批新字的公布，对已掌握的旧字的废除，对新字的再更改和废除或对旧字的再恢复使用，这种在最初的知识记忆中的涂改。给我们最初的教育中埋下了一个铺垫，即对文化概念的混乱。

在我个人的经验中这种文化的倒错感又是特殊的。我母亲在图书馆学系工作，我从小熟悉各种书，因为我在他们的工作环境中长大。但书对我又是陌生的，因为我那时还读不懂它们。而等到我可以读懂的时候，又正是不允许随便读书的时期，所有人只读一本“小红书”。文革结束后，我利用母亲工作之便，在图书馆大量地翻看各种书，不久中国又迎来了“文化热”。我参与在这个热潮中，但结果是读多了，参与文化讨论多了，思想反倒不清楚了，思维被一些杂物充塞着，倒觉得自己丢失了什么。很像一个饥饿的人，一下子又吃的太多反倒不舒服了。那时我就很想做一本自己的书，把这种感觉说出来。三十五岁后我来到美国，又开始学着用另一种语言说话和识字。思维水准与语言及阅读能力间的新的错位感，在我以后的作品中也是有迹可寻的。

我这辈子与文化之间总有一种进不得又出不去之感；书没少接触，但从未认真读，不是文化人，但字却没少写。

从小父教，每天要写篇大字。开始是描红，与我在《新英文书法》教室中使用的那种练习本很像；后面是临帖，是从古代名碑中拓印下来的范本。书写时要坐姿端正、平心专注，几年下来竟成了一种习惯和兴趣。断断续续直到插队时还在写。东方书道讲童子功，应该说我有这种功底。但我过去从未搞过书法创作，因为从最初的认识起，描红临帖不是书法只是写字。确切说，我一直在接受一种传统文化礼仪制约的训教方式，从不觉得这是艺术。这功夫文革中派上了用场，用传统文化的功能，来革传统文化自身的命，这倒很像我后来的一些作品使用的方法。

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我父亲就是黑帮。那时不讲传统却讲“血统”，一个说法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成份不好，但字好，勉强成为有用之人——“书写工具”。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但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事，是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好，以洗刷成份的过错。我可以连续十几个小时在政工室里写字画画；大、小字报抄写的像印刷铅字般工整。再大的标语从不起稿，写的标准有力，又快又好；写过太多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很像古代经院里的抄经人，他们未必懂得经中深意，但一生不停地抄写，以修得来世。我说我像是在修行，是因为虽然辛苦但我很情愿。专心去做好一件事情，是我的一种性格。我研究报纸上新出现的字体，注意社会上新的书写形式，比如把刘少奇的“奇”字躺倒写成“狗”字，还能读成“奇”字。把忠字的“心”部写成像一个真心的样子；中国字写“心”画“心”都一样，一不小心写成了篆书，但上半部还是现代的写法，可谓古为今用。然后，用它们贴满四壁，完全是今天的装置艺术。这些都是革命群众爱憎分明的创造。后来我去了农村插队，穷乡僻壤我成了“秀才”，除了写标语、版报外，又多了红白喜事，逢年过节的布置之类的事情。过节老乡要我把“黄金万两”写成“*”把“招财进宝”写成“*”。人死了要我写一串叫“符”的奇奇怪怪的字，说是与阴间沟通用的。中国文字的特别之处，使中国人自古就有“游戏文字”的传统。那地方偏僻所以还保留着古老的习俗。

中国动荡多变的社会现实，少有人可以专心读书，但真正会“读书”的人，就懂得去读中国社会这本大书，它就是一本禅书，你必须在无觅处寻得，在倒错处得开悟，用“棒喝”、用“放下”、用“问非所答”或“声东击西”的，禅的方式祖先的智慧去读解它。

十几年前我刻《天书》时，朋友们都说我有“病”；意思是不正常。那是因为人们只习惯这个不正常的社会，还不习惯用“不正常”的方式回应它。现在我写这种似是非是的英文字，朋友们又说“感觉对，像你做的事”。我想朋友们是了解我的，这不仅指技术上适合我去做，更在于这些字暗示给人们的一些东西像我，或是我现实的心态。

我爱用文字来做作品，而它们都是些是字非字的东西。它们给你一个熟悉的脸，但你却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经过了伪装，表里不一。这些带着面具的“文字”像电脑中的病毒，却在人脑中起着作用。在懂又不懂的转换中；在概念的倒错中，固有习惯的思维模式被打乱，制造着连接与表达的障碍，当死机后再重新接通后，一定可以打开更多的从未开启过的空间，找回思维及认知的原点。

艺术之所以有价，因为它是真实的，是做不了假的。只要你去做艺术，你就会被这种物化了的“你”无情地把你这个人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表露无疑。生活中也许可以掩饰，但艺术中不行，哪怕你有一丝杂念；想通过它掩盖或炫耀一点什么给人看也会被暴露无遗。属于你的就是你的，你不想要也丢不掉，不属于你的强求也得不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这听起来有点宿命的味道，但我体会到的就是这样。其实这个“命”就是你经历过的，就是你的背景，它决定着你的艺术倾向及风格。而背景不是由人选择的，对中国大陆的艺术家来说由其是这样。要我说，艺术的风格和品味，不是“人事”，是“天意”。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