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之眼》: 对话Tony Ryans

2017年7月

 

1)大家对监控录像的兴趣其实很普遍,但是用它们讲故事的这种欲望和做法却不太寻常。你记得最早是什么时候、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的吗?

 

我产生这个想法应该是在2013年。我想,一定是我当时偶然在电视的法制节目上看到了监控画面。记忆中,这些监控画面,对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与感染。这种吸引力一定是监控影像特有的,通常的摄像中不存在的东西。这是什么呢,是被拍摄对象的不意识之下的真实感,以及画面视角和构图的特殊。我说的这种特殊,是由于这些画面完全不是从传统的摄影构图美学为出发点,而是从设置摄像头的明确目的——即是尽可能大范围地囊括信息于画面。从而提供给我们的镜头感是极其新奇而不概念的。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谁可以用这些影像组接出一部剧情长片来,那将会非常有价值。

 

我相信这个概念和想法是值得去做的,所以我开始行动。我托朋友、保安或者电视台的人,搜寻来了一些监控影像的资料。为了证实这个想法是成立的,我面对一段医院停车场的监控影像,试着给里面的情景和人物活动编造故事。那时的监控是无声的,我可以随意地给他们附加故事和对话。这次试验之后我更明确了,如果有足够的监控画面,这个想法一定是可以实现的。但那个时期很难获取监控影像,即使得到的,也是通过非正常渠道的。没办法,这个项目就暂停了。直到2015年,我发现在公共网络平台上,突然间有大量的监控影像出现,并且有几个专门的网站是即时连线着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我才重启了这个项目。

 


2)这个电影不仅展现了监控录像材料的流播(streaming),而且还映射出了现在中国迅速流行起来的自发视频播客和主播行业。你觉得这两种现象是相关的吗?

 

这部电影我并不想过于直接地谈论监控,因为在今天能够仅仅使用监控影像的拼接,就能讲述一个生动的剧情故事,这已经说明了当下人类与监控的关系,并可以提示有关人类处境等多层次的反思。

 

在我们四年的工作过程中,监控影像在快速地发展。近两年网络直播出现,更是迅猛。您提到这两种现象之间的相关性,我想,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基于监控摄像头接入云端的到来;它们的不同点在于,监控使用的目的是源于“监”和“控”,便于对人群的控制,对场面的监视以及获取证据和统治管理。而今天的人们对监控的用途和态度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变,监控使用从政府到民间,与冷战时期已经非常不同。我发现,现在的人们乐于使用监控让自己与世界发生关系,从而有可能改变自己生活的命运。在中国,网络直播发展得非常快,现在居然有网红培训班以及如何成为网红的教材。而在某些省市,网红经济已经成为强劲的经济产业。这部电影特殊之处,是它使用的材料都是在生长、变化中的。

 

3)在整部电影里,蜻蜓和柯凡的感情关系都没有实现圆满——至少,不是在传统意义层面。他们两人的欲望错位了,想要的东西并不匹配。你最开始就想讲这样一个故事吗?还是说这个故事是在你收集视频资料的过程中慢慢发展出来的?

 

实际上,柯凡与蜻蜓都是认真的人,科凡可以说是与标准化抗争的唐吉歌德,与蜻蜓的价值观是错位的。人类共有的古典情感愿望与现实的冲突、错位,我相信是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但他们的错位,事实上是被今天的时代现实给撕扯大了。

 

这部电影由于制作手法的特殊性,所以在故事发展与影像材料之间是不断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发现的过程。从搜集素材开始,到编写故事,又发现新素材,再改变故事。这几年我们的团队在下载和查阅大量监控影像的过程,是一个对中国甚至世界现场的一个认识的过程,也是对人与周边关系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化过程,同时也是对”真实边界”认知的过程。

 

监控影像可以几百个小时什么都不说,冷静地吓人,也可以瞬间发生超出人类逻辑范畴的情形。这些影像不断改变和打击着我们已有的知识范畴,甚至说它不断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因为,经常会出现我们的认识无法判断与解释的现象,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从而我在想,在人类或者自然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怎么样的奇异的现象,但我们不能说它发生过,因为没有被记录。而今天,这些奇异的现象就会因为监控影像的坚守而被记录在案。如果今人能把这些客观的影像留给后人(但目前是自动被删除的),那将是不得了的。这些在工作过程中的新认知,在不断充实、丰富、深化着这个电影的主题。

 

实际上这部电影充满着一种张力,既是个人私密情感的脆弱性,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隐藏着的危机四伏的冲突与紧张感。电影展示了你所不知道的监控录像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样子,世界原来如此。这些真实的影像片段与真实的距离到底在哪。

 

 

4)整部影片都散发着一个讯息:这个故事之外的世界是危险且混乱的,充满了人为的和自然的灾难,比发生在蜻蜓和柯凡身上的所有事情都还更糟糕。我们可以说这是表现主义(expressionistic)吗?还是现实主义(realistic)?

 

对这部电影的解释,表现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概念都是被动的。首先,这是一部虚构的故事片,带有寓言的性质和诗剧的性质,这部分非常具有表现主义的性质。但是这部电影的每一帧画面又都是真实发生的,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个电影比任何的realistic都realistic,它是一个最现实主义或者说最真实主义的电影。它不断模糊着我们的旧有概念以及对真实界限的判断能力。

 

 

5)为什么《蜻蜓之眼》的电脑搜索系统语音是英语?

 

因为这部分是全球性的电脑搜索平台的反映,所以使用了英文。这部分听起来比较笨拙的,电脑的一个一个的词汇:男人、女人等等,是电脑机器智能所能达到的感觉,同时它又有中国古诗词和日本俳句的感觉。同时也想让电脑搜索这几个部分,与故事本身拉开距离,产生一种中国戏曲换台般的间离感和“起承转合”的结构感,

 

 

6)几乎整部电影的声音都是你和你的团队创作添加的。可以简单地说下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吗?在制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与预想不同的发展或变化?

 

对,这部电影的音效和里面的对话、旁白的声音确实是复杂且特别的,可能属于音轨最多的电影之一。我认识到,对这个电影来说声音非常重要,因为声音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和语言,来补充不允许自行拍摄和表演在叙述上不足的部分,或者说声音可以在情景和角色塑造上起到画面缺失部分的补充作用。

 

另外,在人物对话和旁白上,我们是希望创造出一种更在空间中的层次感。因为监控影像特别的空间位置可以给声音这部分,发展出一种特别的与观影人的距离感。早期的监控影像是无声的,但是在我们制作的过程中,监控记录声音的技术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也在某些部分使用了监控自带的原声。

 

这些对变化与生长中的技术手段与材料的使用是我感兴趣的,这必然在制作过程中有与预想不同的发展去向与变化。比如,为这个电影所提供素材的变化,因为这些材料都是在随时发生的,可以说我们的工作室与中国的现场,或说世界现场随时发生的状况是同步的,是不分工作室内与工作室外的。我们的摄影师等于是分布到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角落,24小时为我们提供着精彩的画面。工作室有接近20台电脑,根据需要随时搜取和下载素材。比如影片中需要一个雨夜山路上有一辆车开过,我们先做的事情就是查天气预报,获知某处今夜有雨,我们就把频道锁定在我们事先了解的一个画面上,等待着下雨。第二天早上来查看是否真的有一辆车在雨夜里从这条路上开过。

 

另外的一种变化是团队人员的心理的变化。在项目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团队的人出门都很小心,因为我们看了太多的监控影像之后,严重感觉到我们生存的环境,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个人无从把握。

 

与社会现场的同步,使制作这部电影的工作方法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世界简直就是一个大摄影棚,我们没有一位摄影师,但是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都是我们的摄影师。我总说我们的工作方法有点像uber打车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没有一辆车,但是全城的车都在为它工作。我意识到,这是一种与当代文明和人类技术进展相匹配的工作方法。

 

 

7)你觉得这部电影和你的其它视觉艺术作品有什么联系吗?还是说这部影片是你的一个新开端?

 

我是一位视觉艺术家,做电影是第一次。如果今后有新想法,继续做,这次就成为开端。但我不知道,我总相信一个人的艺术走向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事后才知道的;原来我对这类事情感兴趣,我这样工作。

 

这次虽然是做电影,但是与我过去感兴趣的事,一贯的艺术态度和工作方法无疑是一种延续。在艺术创作上,我的每一个新的作品系列,都是一个新的面貌,表面上看不象一个人的作品,但内在有一种非常结实的脉络,使作品与作品之间,构成一种相互解说与衬托的关。《蜻蜓之眼》与我其它视觉作品之间的联系也如此,比如我过去作品总是对“看到”与“并非看到”之间的转换感兴趣,比如《背后的故事》系列,观者看到的是一副典雅的中国山水画,但事实上这并非一副由宣纸和画布做成的绘画,而是用身边不起眼的废料来调节空间中的光而显现的。我总喜欢用那些本无意义的碎片,认真地制造出一个巨大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又是虚幻的。这点在我三十年前的作品《天书》中就有所体现(这件作品是用艺术家自创的,成千上万的“伪汉字“制成的。再有呢,我的作品总是在人类现有知识、概念之间地带做文章,比如我的《英文方块字书法》,这是一种外表是中文,实质为英文的书法,面对这样的书法,人类现有的知识、概念都不工作,如同《蜻蜓之眼》,我们无法界定它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另外,在《蜻蜓之眼》之前的一件作品《地书》,是用收集来的图像符号、emoji这类公用标识写成的一本谁都能读懂的书。与《蜻蜓之眼》一样,也是开始了好多年弄不出来,直到emoji等公用标识广泛发展起来后才完成。(预了解这些作品请登录www.xubing.com)

 

我不从旧有的艺术风格、流派进入艺术,因为那都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为了说好那个时代的事,创造出的艺术语言。我们要说好今天的事,就必须找到今天的说话方式,这新的方式在系统本身是找不到的,只能从鲜活的社会现场的能量中获得。

 

在这个对话结束时我想说:电影制作越是进入尾声,越让我有一种不安,我们与影片中出现的人们在发生着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人类暂时还无法理清的新的看与被看关系,边界又在哪呢?这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去寻找他们,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以及对隐私的态度。我们花了大力气,分析网站上的信息找到了绝大部分的人,并获得了肖像权的认可。

 

我感谢团队的每一个人以及与这个项目相关的人们。我们共同做了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就是,过去世界上本没有这样的电影,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