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艺术家的国际声誉
徐冰：一个大艺术家的国际声誉和社会主义背景
即使在一个圈子化的小型学术研讨会上，徐冰身边依然围绕着记者和摄像机。但这样一位当代艺术界“大腕级”人物，当有人称他为“老师”时，会吃惊地从透过眼镜认真地看着对方，嘴里不知所措地打着哈哈。
接受采访时，徐冰胸有成竹，言辞极具条理。显然，他不仅拥有成熟的个人艺术观，也深谙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一切都被条分理析，悉听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一头乱发，戴一个黑框眼镜的徐冰长相极其酷似哈里波特。当人们象他提及此，他说：“以前就老有人这样说，我是年长版哈里波特。”笑起来，他会露出嘴角边两颗小尖牙。
当代艺术是否会象魔幻小说一样化现实为神奇？——现在，一切还未显露端倪。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和徐冰还飘荡在混沌未知的国土上，宛如幽灵。
“我不停留在玩笑和幽默本身”
2004年4月，徐冰以“9·11”废墟的尘埃为材料所做作品《尘埃》在英国获得当今世界视觉艺术最大的奖项之一---首届“Artes Mundi国际当代艺术奖”。在过去几年中，他还获得过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等重要文化大奖。一系列国际奖项的获得，由一个层面反映了世界当代艺术对徐冰的接受、认同乃至推崇。而他二十余年来的代表作，如《天书》、《鬼打墙》、《新英文书法》等，也正在国际范围内，彰显其时代意义和艺术内涵。
《时代人物周报》：你怎么想到要做《尘埃》？
徐冰：我住在纽约Brooklyn的newsoho，是个新的嬉皮士聚集区。工作室离世贸大楼隔着一条河。911那天，我亲眼看见大楼倒塌。当时没有特别强的感觉，太类似电影了，感觉很不现实。那一刹那我想的是很具体的问题：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已经不安全了，世界开始变化。爆炸后，曼哈顿的地上都被灰尘覆盖，象雪一样。一连几天，隔河都闻得到漫天尘埃和烟土的味道。第三天，我到世贸废墟附近收集尘埃。当时没有什么目的。仅仅为了收集一些有意思的材料。我喜欢这些东西，比如上世纪末最后一天的《纽约时报》，我也买了一大叠。有人类标志性瞬间的物化东西，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时代人物周报》：你第一次展示《尘埃》是在哪里？
徐冰：在英国威尔士，Artes Mundi的展馆里。除了这个作品本身，当时墙上还贴着几张照片，说明我怎么把尘埃带到英国的过程。我把那些灰尘象石膏粉似的，翻了个模子，做了个小雕塑，雕塑的形状是我女儿的洋娃娃。然后把这个小娃娃带到英国，再给磨成粉末。整件过程，看起来象一个调皮的游戏，但很严肃地表现了当今世界的一个状况。也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时代人物周报》：正如用尘埃做成的洋娃娃，在你大部分作品中蕴涵着游戏、戏谑、解构的因素。这是有意为之吗？
徐冰：最近几年来，我喜欢让我的作品显得平易近人，和观众的关系轻松。这主要还是针对我长期在西方参与当代艺术系统工作之后，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弊病反思的结果。我不喜欢当代艺术和观众现有的关系。很多作品都用很严肃很吓人的面孔出现，先拒绝了观众，观众进了展厅就象进了教堂——其实很多作品，我也看不懂——但人有一种积极的愿望，要了解艺术，了解深刻的文化。观众从来不怀疑作品本身，而是首先怀疑自己缺乏艺术教育和艺术能力。
当代艺术家有一个身份。这个贵族身份是从杜尚沿袭的。杜尚希望把艺术和生活拉平，任何东西都是艺术，这是一个很伟大的革命。但在同时，他又给艺术家留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我是艺术家，我所有行为所有思想都是有道理、可阐释的。这导致艺术家的创造性降低了。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有价值，连把一杯水放在这，都是观念。所以为什么当代艺术创造力降低，和观众关系不正常，都是由这个贵族身份带来的。
而我，我则希望我的作品是让人进入的，是亲切、好玩、甚至享受的。然而当观众进入作品时，会觉得这作品是不同的，有创造性，对思维有真正启示。当然很多人觉得我的作品有很强的幽默成分。很多作品做得很认真，但又象一个玩笑，比如《天书》就象一个人用了很多年时间开了个玩笑，本身就具有荒诞性。但我肯定不停留在玩笑和幽默本身。
“简洁是最重要的”
西方思想界和当代艺术界盛传1998年德里达邂逅徐冰时一段逸事。在纽约州州属阿尔伯尼公共图书馆举办的一个叫"书的结束"的展览上，德里达很喜欢徐冰的作品，向他索要材料，说希望将来能在书里谈论这些作品。而徐冰则对他说，“很多人谈论我的作品都会用你的理论。其实那时我还没有读过你的书，如果读了也许就不会做这些作品了。”
《时代人物周报》：你对西方哲学抱有反感态度？
徐冰：实际上我不习惯西方当代哲学，觉得不适合中国人思维的方法。我读禅宗方面的书比较多，日本铃木大拙的书我特别喜欢，尤其是那本很薄的《禅学入门》，出门时都会带上。我还是习惯东方哲学的思维方法和感受性：简洁，直接，轻便。
《时代人物周报》：照你作品发展脉络来看，以后也会一直做减法，更简单，更容易进入，是这样吗？
徐冰：总的来说，思维越简洁越好，越直接越好。
《时代人物周报》：八十年代做《天书》时，你有这些想法吗？
徐冰：当时想法没那么清晰。但那时候我就知道，一个作品，内在思想的结实是很重要的。有了思想，其他的东西就可以变得非常简洁。很多作品之所以花里胡哨、哗众取宠，都是掩盖思想空虚性。有些现代主义的东西，为什么表面搞得那么吓人和奇特，就是为了掩盖内在想法的不成立。有一次，我的助手，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告诉我，他们流传着一句话：“如果你作品做不好，就把它放大；如果放大不了，就把它重复一千遍；如果重复不了一千遍，就把它涂成红颜色；如果还不成，就把灯光搞得抢眼点。”这说明这个作品本身的不成立，用外在的手段使之变的吸引人。其实很多现代艺术作品都是这样，但这是没有用的。所以，无疑简洁是最重要的，好作品都是简洁的。我的作品能用一个材料说话的，就不用两个材料。
《时代人物周报》：说起材料，据我所知，连包括深受德里达青睐的，那个用蚕丝包裹手提电脑的作品，都花费你很多心力。是不是呈现简洁的成果的背后，还是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
徐冰：蚕确实很费力气，控制和时间很重要。为了展览方便，我必须让蚕按照我的程序走：开幕时开始吐丝，然后孵化蚕子，这些时间都得计算得很精确。问题是，每一季的蚕和每一种蚕周期都不同。所以我得看很多书、咨询很多专家、还得同时养两季蚕。在美国，我得先到“孩子教育”部门买蚕卵，放在冰箱里。它生长每一个周期我得先记录下来，比如吃多少桑叶后开始变色——吐丝——形成蚕蛹——化蛾——产卵——再孵化。然后再做正式作品。只有这样，我才能把展览开幕时间，和什么时候把它们从冰箱、或者被卧里拿出来的时间对应起来。我的其他作品也都很复杂。在过程上，我喜欢作品有挑战性，有一定的难度，足够刺激人投入。这样才有理由占用我的时间。
“我们都不是西方当代艺术教出来的”
在一场名为“主人还是客人——中国艺术家的第三空间”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旅美艺术家，为了阐释自己如何夹杂在两种文化之中，感受其对立与同存。徐冰说了以往两段经历：1984年，他参观了一场朝鲜的当代艺术展览，“让我象对着一面镜子一样看到自己”，有段时间，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搞这样的东西了，但又不清楚何以为续；几年前，作为芬兰某艺术基金资助艺术家，他前往尼泊尔拍摄作品。那里很穷，但徐冰立刻意识到“我对穷不感兴趣，作为一个穷国，我们曾经也这样‘被观看’。”
《时代人物周报》：在国外，你是否总遇到对你作品的误读，特别是政治误读？
徐冰：这没关系。有价值的作品是多义的，会多层次启示人思维的可能，让人的思维变得活跃。人们说我喜欢用文字做作品。我觉得我的文字象计算机的字库，但不好用。别的文字是用来沟通、交流。而我的文字是用来不沟通，通过阻断你正常思维线索、误读起作用。但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人的思维都有惯性，按既有概念运行。按现有概念去思维和认识。我觉得这种惯性和懒惰思维特别需要阻断、干扰。当思维重新被组合，就会打开很多思路。
《时代人物周报》：就像DNA染色体，由于阻断和干扰产生基因进化？
徐冰：很对。我的作品都是在概念和概念之间做文章。比如“新英文书法”，我们有概念，英文是线形拼音文字。中文是象形字演变的方块字，这是很明确的。但我的作品文字，就界于两者之间，反倒说不清是什么了。其实我不喜欢我的作品有太强指向性，而喜欢它充满暗示，指桑骂槐声东击西。
《时代人物周报》：那么你受到的政治误读多吗？
徐冰：前几年很多。这基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当时，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多在政治层面。所以体会不到中国文化中很深层的东西和中国当代艺术中更复杂的东西。但这几年逐渐好起来了。
《时代人物周报》：为什么“逐渐好起来”？是因为你当代艺术家身份的确立，还是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认识的加强？
徐冰：主要是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认识的加强。中国的兴起使他们必须用更多的时间研究中国和东方的文化。究竟什么导致中国奇特的发展和现实。
《时代人物周报》：在西方许多人都在加强对中国的兴趣吗？
徐冰：对，很明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人都这样。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的兴起。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文化状况最敏感的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发生兴趣。其实是为了通过当代艺术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最本质那部分的变化。
《时代人物周报》：你说，你在美国生活数十年，但依然觉得对美国不熟悉，为什么？
徐冰：我想，纽约确实有它的丰富性，你总觉得陌生的事物络绎出现，所以你老感觉自己是新来的。别说我，有些世界各地的文化人，在纽约他们以最前卫姿态出现，但他们临死的时候，还是回到自己的老家。在纽约，我每天早上去咖啡厅吃饭，会碰到一个老太太，经常有人采访她。我后来看了本书，才知道这个老太太实际上是个老头，总打扮成一个女人，以性别挑战者的身份出现。当他去世时，《纽约时报》称他是“最后一个最有生活风格的人”。但他去世前回到英国老家。他很喜欢美国，在美国思想界也是风云人物。但我想，他肯定对美国还有陌生感。我和他有同样的感受。
《时代人物周报》：作为一个旅美中国艺术家，你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徐冰：毫无疑问，我是中国艺术家。我的文化、学识都是这个国家奠定的。我创作的动力、创作的思想和武器，确实得益中国这个特殊文化背景。当然，无论哪国的艺术家，你思维的层面、关注的问题、问题的致命性和要命程度——是这些东西在决定你是否国际性。
《时代人物周报》：据说，你还说过，毛泽东比西方艺术大师前卫？
徐冰：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对我很有益处。我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认识，根本上说是来源毛泽东“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是这样的。你最初的艺术教育，在你一生艺术工作中都会起作用——“艺术为人民服务”不管在什么时代，在什么艺术概念下。我觉得，都是正确的。
其次，为什么毛泽东建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搞简化字运动？因为文字是文化概念最基本的形态。把这个形态改变了，文化概念就改变了，人思维最本质的方面就改变了。他希望他的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所以他必须要进行文字的改变，先动摇现有文化状况。而我为什么喜欢在文字上做文章？我也觉得，触碰文字，就是触碰人思维最本质的部分。
《时代人物周报》：但这就是一个艺术家和一个政治家的区别，你从没想过你的字被人广泛使用。
徐冰：这点清醒我还有。在西方，我四处题字，搞得跟启功似的。我创造出来的字，有使用性。但仅仅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理想。
《时代人物周报》：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你曾说对中国当代艺术很失望？
徐冰：不，这可能是误解。我一向抱着很积极的态度。中国当代艺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和未来性。首先，不管是思维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中国基本上是当今世界上最活跃的地方。另外，具体到当代艺术本身，中国有最需要和最适合当代艺术的土壤。
《时代人物周报》：为什么？
徐冰：因为它有太多问题：文化丛生不定、方式上的前所未有无法把握。这些外部条件都很好。而且，中国艺术家都没经过西方当代艺术的训练。我们都不是西方当代艺术教出来的。在不了解西方当代艺术的环境中，又要做当代艺术。这让创作者的思维有无限空间。
《时代人物周报》：90年代末，很多当代艺术家开始频繁出国，部分西方艺术价值评判体系慢慢移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代的现代艺术家，你觉得他们会如何？
徐冰：很难说，但我想，他们会有他们的方式，会有他们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他们的丰富性。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平等的东西，比如纽约的孩子听什么音乐，玩什么游戏，他们也会同时占有。但他们还有一些纽约孩子没有的东西，我们国家当下和未来的丰富性。另外，他们还有中华古国传承下来的习惯和文化，他们的丰富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问题，必须找到自己方法对待和表达这些问题。但这也都是未来中国文化形成有利的条件。
作者：钟怡音 文章来源：《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