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文字，和文化之间，总是很错位的一种关系。

我这代人对文化都很敬畏，因为这一代不是在一种正常的文化环境下长大的。

所以作品也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

徐冰常常被归入海外“四大金刚”，这还包括谷文达、黄永*]、蔡国强。他们擅长挪用和创造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符号，同样，因为长期工作、生活在西方，也敏锐而积极地发扬了拿来主义精神。
与其说他们在谋求一种文化野心，不如说，这是无文化之境下的一派，任由生长。
与徐冰的谈话，常透出一种超出哲学范畴的大智或大愚，他更愿用一个字来概括其创作风格：禅。集禅意最深的代表作《天书》，成为今天被讨论、被展览最多的当代艺术作品：拍卖会上，它总以出乎意料的天价成交；至今这部作品还在世界各地展览，未全部回到他在纽约的工作室。
20年前，因为这部作品徐冰被指为“集新潮美术错误之大成者”，今天，徐冰的回应极为简单：“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反应，也说明这个作品的价值。”
但徐冰不是抱着《天书》等老天爷赏饭吃的人。他的创作甚至开始偏离艺术——你可以认为这是设计，又可以认为这是生活，还可以认为艺术服务于生活。徐冰始终强迫自己与当代艺术系统保持在某种距离，他确信，如此传统艺术才能被他信手拈来，并效用于当代，效用于中国与西方。他对所谓当代艺术嗤之以鼻（原话：“既看不懂又吓人的装置”）。

《生活》对话徐冰

《生活》：文字作为你的艺术创作元素，始于怎么样的一个考虑？

徐冰：其实是，多年下来反过来看，就是：呃，自己怎么对文字这么有兴趣。做艺术的，想炫耀一点东西都不行，文字对我来说是一个宿命……有些东西，你想扔也扔不掉，不属于你的你还得不到。
《天书》那作品是典型的以文字为元素，之前作品也存在文字的因素。和文字有关系，具体说起来很简单，和个人经历有关系，和这一代人的阶段性有关系。

《生活》：1985年的那次朝鲜画展是不是你改变艺术形式的一次转机？

徐冰：是的，让我以一种很特殊的视角和立场，看展览上那些红扑扑的脸蛋，很社会主义的笑容，突然让我悟出这个理，有时候就是这样，也可能某个人的一句话就让你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会影响一辈子的创作。这对我很重要。我想事实上任何东西都是有帮助的。

《生活》：据说转机还包括你后来跟媒体提及的一个捡废纸的怪人？

徐冰：（笑）对，我下乡时村里的一个老人，每天搜集废纸，到池塘漂洗干净，晾干后叠齐放在炕席上。我的学生跟我说这人有病。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道理。其实那类似于乡野气功，是无意义的一种行为，但这种无意义就有了境界，其实是一种功法。我出国以后回去还见到这学生，他说这人特别厉害，还能给人治病了。通性通灵了。
那时我做完《天书》，有点儿失语的状态。常常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再说什么也不对。然后我就讲这个故事。

《生活》：你还隐居一年多，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徐冰：那是1987年，就是把自己关起来刻《天书》那作品。当时的背景就是，开放以后，社会各方面很丰富，有种充斥感。我当时在中央美院教书，教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色彩，素描，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其余时间都是自己的，我就躲着，想跟“文化热”，“新思维”保持某种距离。
我后来写过一篇东西，讲我们这一代和文化之间存在很错位的一种关系，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很不对劲的一种关系。
依我个人经验，我小时候母亲很忙，她在北大图书馆上班，常常把我放在图书馆里，看到很多书的版式、设计、字体这些我有兴趣，但那时读不懂书。能读懂时又“文革”，没什么书可读。开放以后又各种文化热，虽然我对文化的东西特渴望，但参与多了又觉得没意思，其实就像是游戏机，这讨论成为一种纯粹的脑力训练了。
我想我的躲避，和这个是有关系的。客观上，我们和文字，和文化之间，总是很错位的一种关系。我这代人对文化都很敬畏，因为这一代不是在一种正常的文化环境下长大的。所以作品也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

《生活》：说说“隐居”的结果？

徐冰：那一段时间就是让自己的脑子很干净，很清醒。我是尽可能地让自己和现有的这种现代的气场有一种距离。有一种脱节。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和现代艺术系统的相对位置，简单讲，这个系统本身是不存在的，而且它对你是没有作用的。你必须不在这个系统里面工作，才可能把新的东西带进这个系统来。

《生活》：2002“广州三年展”上你开设“英文书法”教室，有课本有字帖，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怎么看当代艺术在生活中的效用？

徐冰：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刚才说到和艺术系统的一个相对位置，有这个位置，才能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很清楚的人。我做这个东西可以不考虑它在不在艺术系统的，而且这个系统现在变得很陕隘，做的东西都奇奇怪怪，其实最后都是一样的很无聊。
比如我刚作的一个东西，我设计了一个电脑桌。椅子特别缓慢地在移动，让你感觉不到它在动。显示器也动。其实是一个缓动工程的概念。至于什么意义，当今世界，人受损于电脑越来越严重，而以往的科学家的工作都是要找到一个最佳值，最佳光亮度，最佳姿势，和显示器的最佳距离等，后来我发现这是没有用的。因为任何一个最佳值的情况下，保持它都会累。人是由身体的几块骨头支撑的，一累就会动。所以每一个最佳值的下一个才是最佳的，因为要保持肌肉的平衡，身体需要移动……其实是太极拳的理论，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清华正在测定它的性能，去年第一个原理机出来了，现在投产了。你看多有意思。

简单讲，今天的当代艺术已经观念化到一个很过分化的程度。艺术家忘了本初的一个目的。比如达·芬奇那时候是没有艺术的观念的。我们要有创造性，至于它是不是艺术或者它和艺术的关系我觉得根本不用考虑。你说我这个（设计）总比又吓人又看不懂的装置有意思吧？

《生活》：手头上还在做的哪些有意思的创作或设计？

徐冰：我现在还在参与肯尼亚的一个项目。是美国四个美术馆和联合国的一个机构搞的，为协助联合国帮助世界遗产地区让他们保护得更好。每个美术馆提供4个艺术家，一共16个艺术家。我后来选了肯尼亚。
它希望你的作品对当代人形成一种长期的作用和影响。我对这个就有兴趣。我们利用科技的网络的力量，做了这样的一个系统，它可以让富国总是把钱自动地转到肯尼亚种树。因为有经济落差，2个美元在肯尼亚可以种10颗树。我就利用这个东西，让所有跟这个系统有关系的人都得到好处。
而为什么以前一直找不到好的方式呢，比如说捐款，因为这个只是单方向的，包括教育也是一个理想化的东西，它是长远的重要的，但也是一个单向的。

我们在肯尼亚搞了几个小学，做了课本，但都是以树为概念的，题目就叫木林森。这课本特别简洁。任何的文字都可以跟象形产生关系。而那些课本下载下来后，我们有个平台，可以贴到网上，拍卖或收藏，这些小的作品会升值。这样钱就自动地转到肯尼亚来了，我再在这基础上做我大的作品。
最后做的一个作品是电子显示板，其实是肯尼亚树木的分布图，这个分布板是在生长的，因为树木在生长。我现做的这个东西呢，它是艺术作品吗？说不上。但它跟这个时代，和生活的关系上，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我越来越对这个有兴趣，这们我觉得我的这种创作性是没有被浪费掉。

《生活》：你认为中国存在着方块字美学吗？

徐冰：当然啦，毫无疑问的。根本不用问是什么字体，它就是一种方块字，一种有意思的方式。我在美国教英文的方块字，就是在概念之间做文章。这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是对现有概念的一种挑战。
我们都懂英文是一种线性文字，中文是方块字，我们所有这些现有概念其实是不起作用的，简单说，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问题。书本都是教的知识，要从非知识的角度认识问题。
在美国，有人用我这种方法来保存他们的原始文字。事实证明，写方块字比写线性字的人，思维高出5个百分点。包括我们说双语的问题，人长大以后再学第二语言的人，思维有比较性和丰富性。而从小自然就懂中文和英文，这就成为他自然的一部分，思维就不如后来学第二语言的人多一个维度。他们用我这方法开课。我觉得，这种方法对社会产生了意义。

《生活》：认为中国杂志媒体可以从文字的艺术中得到怎样的启示？

徐冰：文字这东西在多大范围内是视觉上说话，又多大范围内是意义上在说话，但中国这两种东西常常混在一块的。比如咱们的窗户影响了字，还是字又影响了窗户的设计？就是因为这种方法，我们读字也是在读图，读图的时代也是在读字。中国文字本身始终都存在这种关系。

《生活》：你认为中国杂志的封面美吗？

徐冰：我没有太留意。要说不美吗，那得自己去弄出美的东西来。

文 / 夏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