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7日 编辑：Fiona 来源：绝对艺术公众号（本文刊载于《绝对艺术》杂志第八期，【特别策划】栏目）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艺术早已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与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而近两年来，科技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越来越多地介入到艺术领域中，以及VR虚拟技术、大数据、共享经济，乃至人工智能等时下讨论最多的热点话题，都在与艺术发生着千丝万缕和密不可分的关系，科技的介入衍生出新的艺术形式，在科技的推动下，艺术领域也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带着诸多问题，本期“特别策划”栏目聚焦“当艺术遇到科技，未来的可能性”，力邀行业内的八位专家学者（徐冰、胡介鸣、谭力勤、李振华、高鹏、吴珏辉、蓝庆伟、张文超），从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专业方向研究等角度来探讨艺术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和现状，以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2017年，被艺术界公认为“徐冰年”，从澳门艺术博物馆推出“徐冰的文字”到徐冰在武汉合美术馆的同名个展，足见他这一年中的忙碌。对中国当代艺术界而言，徐冰的艺术创作如同一面具有映射作用的镜子。科技的飞速发展成为推动互联网时代到大数据时代发展的利器，处在时代风暴中的艺术家如何做到“说过去没有人说过的话”？一直秉持这一创作理念的徐冰，始终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和表现方式挑战着人们的固有认知，从揭示了新一轮“象形文字”的《地书》到颠覆传统电影模式的《蜻蜓之眼》，他一直在找寻与当下时代文明相匹配的工作方法，也一直像艺术界的发明家一样，一直在探索艺术随时代变化产生的各种可能性。本刊特邀徐冰在“特别策划”中与我们畅谈艺术与科技领域的关系，以及艺术未来的可能性，艺术家如何应对科技的浪潮？

ART ABSOLUTE: 近几年，您用了很多比较新的技术、方法进行艺术创作，您是怎么看待科学技术在艺术领域的应用呢？

徐冰：我在艺术创作中很早就介入了数字、对话软件之类的新技术。还记得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参加主题为“自动更新”的展览，探讨“.Com”大爆炸后的艺术现象以及艺术家在后“Video艺术”时代，如何对新科技材料作出的反应、调整和使用。我当时的参展的作品《地书对话软件》大家都很喜欢，但我心里清楚作品本身在概念上有问题，我没有理由让观众特意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作品互动，作品中核心的、有价值的东西不通过美术馆的渠道也能成立。

上世纪90 年代，我在纽约时一直关注盖里· 希尔（Gary Hill）的作品，那时，他和比尔· 维奥拉（Bill Viola）创作的视频艺术（Video Ar t）充满了前沿性。2015 年，我参加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BMABZ）中盖里· 希尔（Gary Hill）主题讲座“Around & About”，并和他进行了一次公开对话。在反思过去看他的作品和当下再看他的作品，我意识到那些东西已经陈旧了，这里的陈旧并不是指没有价值，而是科技手段太强大了，而且急速变得更强大，如果艺术的部分没有变得更强有力，就会有问题。实际上，谈科技与艺术的核心点应该是艺术创作与科技手段的较劲。面对艺术创作与科技手段，不能只注重科技手段进展的本身，关键还要看到由于科技的进步给人的思维带来的变化，给社会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

ART ABSOLUTE: 现在像虚拟现实技术（VR），交互体验的创作，为观者带来的只是感官刺激，缺乏值得思考的动力，您觉得怎样才能使艺术与科技更好的结合，能够很好的表达思想？以及您如何看到作品的时代性？

徐冰：有些艺术只有科技手段带来的感官刺激，在本质上，是艺术的思考力度或是技术手段必要性的思考还没有到位。说到底，还是艺术本身的问题，科技手段只是艺术的一个比较新的“词汇”，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艺术家的创造性工作和社会现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

我一直强调，“艺术家要说过去人没说过的话”。过去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语言、风格是那个时候的艺术家用当时的科技、材料创造出来的说话方法。而当下艺术家想要做到说过去人没说过的话，就必须找到新的说话方法，新的说话方法对艺术家来说是新的艺术表述方法，并非新的技术方法。

谈到作品的时代性、价值，不乏有一些临时性的作品，这些作品用来说明一些临时性的问题。我希望我的作品涉及到的是人类会永远碰到的问题，一碰到这个问题，就绕不开我的作品。

ART ABSOLUTE: 《蜻蜓之眼》是典型运用大数据而完成的作品，您如何看待大数据的应用，以及对艺术界的影响？

徐冰：《蜻蜓之眼》这个项目让我感兴趣的点在于寻找与时代文明更匹配的工作方法。《蜻蜓之眼》的工作方法颠覆了传统剧情电影的定律，它是首部既没有摄影师，也没有演员的剧情长片，影像全部来自公共渠道的监控视频，在我与团队剪辑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摘取网络上出现的各地现场发生的真实生活，“全中国的监控摄像头都是我们的摄影师”，也就是说我们工作室与社会现场是合为一体的，这样的工作方法只有在大数据时代才能得以实现。

《蜻蜓之眼》严格要求每一帧图像都不能是剧组拍摄出来的，不是为了剧情演出来的。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对究竟什么是监控的概念也变得模糊和无从判断，在工作的几年里出现了行车记录仪等。还有就像“网红”，带有表演性，却也是真实生活之本身。我所坚持的是没有为了这个电影特定情节拍摄，每一帧都是真实的。

ART ABSOLUTE:《 蜻蜓之眼》中，最早的录像是在1999年，最新的是2017年，跨度之大，相隔8年之久，您是否感到了监控技术的变化为艺术创作带来更多的便捷？

徐冰：《蜻蜓之眼》中的画面我有意识地保留了原始时间码、地点等，最早的有上世纪90年代末的影像，最晚的有去年（2017年）六月的画面。早期的监控不清晰、没有声音，随着技术的进步，镜头自动摇移、红外线、人脸识别等功能都出现了。此外，项目初期碍于技术条件有限，《蜻蜓之眼》的创作还曾经停滞了一段时间，直到2014 年底网络上有大量的监控画面出现，我们才重新启动了项目。

ART ABSOLUTE: 艺术与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媒体之类的结合，会成为您今后创作的一个方向吗？

徐冰：我喜欢与观众有亲和力的艺术。像《地书》正是基于传统语言的局限性以及世界需求应运而生的。随着互联网文明的发展，传统语言被动的地位日益凸显，电脑终端的个人需求日益强烈，而信息爆炸对每个人学习能力的挑战，也促使传统学习方式快速转换为识图学习方式，因此《地书》是新一轮的象形文字。

ART ABSOLUTE: 您早些年在美国，那时的科技很发达，现在您常年往返中美两国，您如何看待技术革新层面的差距？

徐冰：从个人的创造力上讲，我们的艺术家、思想家由于我们生长教育背景，并不是最有创造力的人。而在社会的创造力方面，我觉得中国更具有力度，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现场表达出的创造力，可能和中国的人多、底盘大有关系。但像个人的艺术家的表现，包括西方艺术家、美国艺术家的创作，其中有一些人是很有意思的。而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在我看来是与中国这一代人缺少整体的当代文明的教育的缺失有关，缺少对整体文明走到今天的判断能力。